在曲周县城凤城路东关村东路南，曾坐落着一座青砖灰瓦的老式戏院。这座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建筑，虽然外表朴实无华，却承载着几代人的欢乐与回忆，是当时县城最热闹的公共文化场所。
我出生在老戏院对面的那排宅子里。这处宅院是曲周解放后土改时分给我们的，原先是几座无名小庙。我家分到了最东边的两间，紧挨着曾供奉碧霞元君的东岳庙——当地人都叫它奶奶庙。上世纪五十年代，奶奶庙被拆除改建成了供销社。
我的童年仿佛浸在永不停歇的锣鼓声里。文革初期，但凡有最高指示下达，无论白天黑夜各单位和各村大队都会敲锣打鼓涌向街上高呼口号。队伍最后总会聚集在戏院门口再敲一阵才结束。那条本就狭窄的街道挤满了人，我家临街的木板子门总被推搡得吱呀作响。如今每逢较大的嘈杂声和锣鼓声，我仍会条件反射般头疼，医生说这是神经衰弱，许是幼时落下的病根。
我开始记事的七十年代，物质匮乏，戏剧和电影几乎成了人们主要的精神寄托。那时，戏院常有剧团来演出，多是革命样板戏。听家里的老人讲，最有名的演员莫过于梅兰芳弟子杜近芳的京剧《红色娘子军》演出，她饰演的吴清华一亮嗓便赢得满场喝彩。没戏的时候，剧院就放电影。其中，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放映的那几天，为满足群众需求，剧院每天连映好几场，场场爆满，连过道都挤满了人。那时的人们特别容易被艺术感染。当电影里花妮拿着金达莱唱起卖花歌时，场内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抽噎声。那凄美哀婉的曲调，即便现在听来仍让人心里发酸——后来才知道，这首歌的作曲竟是金日成。
那时，正式放映电影前一般会加映一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短片，俗称加演片。内容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在那个对毛主席崇拜达到顶峰的年代，每当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身影，无需任何组织或监督，全场观众都会自动起立鼓掌。有时我在剧院门外就能听见里面爆发的掌声，光是听这动静，便知道准是毛主席又在会见国际友人了。
最难忘的一场戏是1978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有幸观看到曲周县豫剧团创作的现代豫剧《郭企之》在戏院正式公演。这部由曲周人自编自演、讲述本县革命先烈事迹的剧目，因郭企之烈士的英勇故事早已深入人心，演出消息一经公布便轰动全县。县里特意邀请郭企之烈士的亲属到曲周戏院观演，更让这场演出盛况空前——当时，能得到一张戏票是极荣耀的事，若能见到烈士家属，更被视为难得的机缘。经了解该剧编剧为范长贵等人，导演是袁希章。主要角色中，郭企之由县剧团知名演员吕怀如饰演，女游击队长由知名演员张玉梅饰演，老大娘一角则由知名演员张玉芹饰演......
我记得为妥善接待烈士亲属，戏院曾特意拆除中间区域的三排长木凳，换上桌椅。演出当日，郭企之烈士的妻子高庆华、弟弟郭福衡、二女儿郭冬菊、次孙郭振华等家属，另外还应郭企之妻子的要求，特意邀请到当年为掩护郭企之而牺牲的南里岳村长贾培文的遗孀。在县领导陪同下落座观演。当剧情推进至郭企之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段落时，不仅家属们泪如雨下，全场观众亦为之动容，剧场内一片抽泣声。
老戏院当年的地理位置很好。斜对面是琳琅满目的供销社百货商店和能打煤油的农资门市。院内有改革开放前县城唯一的废品收购站。那时收购站几乎什么都收，除了各种废品还收农副加工草帽辫、干柳条、蜂蜜、蓖麻仔、甚至连黄鼠狼子皮和爬蚱皮（蝉蜕）都收。当时有部分人就是用卖废品的钱，奢侈一把到戏院看场戏或者电影的。戏院东边隔壁就是县城的肉食供应门市。当时县猪场的生熟猪肉都是在这里售卖的。不过都是凭票供应。虽然当年的生活很艰难，但是每天上午肉铺门口还是挤满了人，因为不到中午就会卖光。肉铺东边的三眼桥西路南，是县商业局饮食公司第三食堂，能为赶集看戏的群众提供熥干粮饮食的服务。戏院西边有邮电局、新华书店、药材公司、银行、食品公司、百货二零门市。是当时县城最繁华的地方。
另外那时的戏院还有个特殊功能——它是年轻人谈恋爱的公开社交场所。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经人介绍的情侣，只要结伴去看场戏或看场电影，就等于已确定了恋爱关系。由于当年县城规模小，这样的消息很快会传遍全城，此后往往就无人再给双方介绍其他对象。
老戏院戏场内的照片，粗犷的的长凳和接地气的土地面，简陋的顶棚，门口为通向东院的门口。
那时戏院的门票通常为一角或一角五分钱，但那时的一般普通干部职员工资微薄，多数家庭都有三五个孩子，全靠一两个大人支撑全家生计。村庄大队里，一个工分仅值几分钱，社员们辛勤劳作一天，也未必能挣出一张戏票钱。因为如此，老戏院当年曾衍生出一个独特名词——看撤桌。所谓看“撤桌”，是指戏院在演出临近尾声或电影放映过半时，为避免观众退场拥挤踩踏，会提前打开北大门和西大门。此时，守候在门外的人群便趁机涌入，免费观看片刻。关于这一个词的起源已难考证，但想必出自有学问者之手——因为“撤桌”本是宴席散场的仪式用语，指主人通过收整餐具宣告宴会结束，这一礼仪在《晏子春秋》等典籍中早有记载。在那个温饱尚成问题的年代，寻常百姓难得参与宴饮，能想到这个雅致词汇的，大概是一位经历过生活起伏的文化人。用在此处，既诙谐又贴切。所以当年每逢演出，戏院门口总会聚集几十甚至上百个买不起票的观众等着看“撤桌”，大人们抱着孩子，孩子们攥着衣角，都在等待机会。虽然当时社会治安良好，城关派出所就在戏院隔壁，但也曾出现过胆大的人从南边厕所翻墙而入，但终究是少数。有时候遇到检票不严格的剧团，我们小孩子们会偷偷拽着进场观众的衣角假装家属，可一旦被识破后便会被训斥着赶出来。于是，更多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守在门前，翘首期盼着那扇突然开启的大门。
记得有次查票严，我没混进去，沮丧地回到家。正好下乡当知青的哥哥回来了，知道我没看成戏不高兴，便说：“去看看今天的戏票是什么颜色的，我给你画张票。”哥哥当年曾在县文化馆学过绘画，上学时遇到书法名家王作舟当班主任，所以不但学习好还写有一手好字。我跑到家对面戏院门口，见观众拿着粉色的入场券，回去告诉了哥哥。哥哥用剪刀从我以前拾到的一块粉红三角彩旗上剪下一角，用黑水钢笔比着尺子画了格，用笔画了个入场券，几乎能乱真。我忐忑不安地拿着假票，挤在对面的进场人群中，居然混了进去。只可惜后来恢复高考哥哥上大学走了，没机会再给我画票了。
去年，我在邯郸古玩市场偶然发现了一件来自曲周老戏院的旧物——一份1953年曲周人民剧院与邢台实验京剧团签订的演出合同。这份泛黄的纸质契约，虽因岁月侵蚀字迹已显模糊，但汽灯柴煤戏报茶炉费等条目仍清晰可辨，仿佛能让人闻到那个年代特有的烟火气息。
合同详细记录了建国初期曲周人民剧院一场演出的经营状况：从剧团抵达的车费、每日营收，到营业税、工会文教费、汽灯灯油、演员化妆、燃料煤炭、戏报印刷、票本制作等六项开支，再到演出结余后剧团与剧院的分成比例，条款之细致令人惊叹。其中汽灯与灯油的记载尤其引人注目——这表明当时的戏院尚未通电，演出全靠悬挂油灯照明。据母亲回忆，我家与戏院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用上电灯，当戏院拉来电线那晚，整个街区都沉浸在划破黑暗的喜悦中。
关于人民剧院负责人刘兆民，我曾问过几位熟悉戏院的老人均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因此专门跟居住在邱县的叔叔取得联系。我叔叔已年过八旬，早年曾入职曲周文化馆（当年与老戏院仅一墙之隔），后调至曲周县河北梆子剧团工作。据他回忆，五十年代曲周合并成大县后曾有三个剧团：豫剧团、河北梆子剧团和化妆坠子剧团，平日就驻场老戏院，外出演出时才流动。1961年合并大县后又分县时，河北梆子剧团划归邱县，叔叔也随之在邱县安家。县豫剧团后来搬到了县招待所对面，八十年代迁至新剧场东侧。而文化馆亦几经搬迁：初创时位于我家对面（老戏院东侧），后移至东关百货公司二零门市部西侧，后搬到光明街南段的新剧场附近......
我叔叔特别提到，1955年他入职时，隔壁戏院已由县政府接管，首任经理是郑玉玺，郑经理是曲周郑桥人，当时在东关闫家大门的后院居住。郑退休后，由县豫剧团管理员姚春贵接任，当时统称院长。据此推断，刘兆民很可能是戏院国有化之前的私人经营时期。近年方知，这位郑经理竟是我战友裴龙飞的姥爷。裴战友的父亲裴栋为曲周知名的书画家，裴龙飞现供职邯郸某新闻媒体，细想当年可能也领着他玩过在戏院有过交集，只是他家后来迁居，记忆已模糊不清。唯记得姚院长之子姚建军，儿时总追着我们这些小皮猴在戏院疯跑。
从戏院跟邢台剧团的合同上的印章能够准确的看出，戏院当年的名称是曲周县人民剧院。但在曲周民间仍称为戏园子。曲周在解放之前并没有单独的剧场，看戏都是有庙会的时候才能看到。曲周在过去曾是个文化古城，解放前县城内外曾分布着很多大型庙宇，如城内西街城隍庙、城内东街增福李公祠、东关东岳庙、河东三官庙、河西南铺漳爷庙、河西北铺山西会馆、北门外火神庙、南关玉皇庙等处，都建有戏楼。每逢庙会或节庆期间，都要唱大戏。这些戏楼多建于明清两代，有的毁于民国初年，有的毁于抗日战争时期，至上世纪60年代“文革”开始后，这些古戏楼被拆毁殆尽，没有遗存。
根据新县志记载，曲周县人民剧院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由曲周县工商联筹办，曲周县商会集资，在位于今曲周县城东关村东边街南的原大佛殿院内修建的简易剧场，俗称“戏院”，或“老戏园子”。关于当年大佛殿的详细情况，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我们难以窥其全貌。同治版的古县志中，也仅简单提及东关外有“石佛堂”，没有记述建造年代更未记载“大佛殿”这一名称。经查而东关其他区域，也未发现与“石佛堂”名称相近的庙宇。因此推断“大佛殿”很可能就是同治版县志中所记载的“石佛堂”的别称。
据传，大佛殿内供奉的大佛为释迦牟尼佛，他趺坐在长方形的须弥座上，神态安详。在大佛的两侧，则是观音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塑像。当年，大殿的殿门朝南开，殿后便是如今热闹的凤城老街。殿西是一段院墙和一间街门楼，这里曾是验票进场和退场的通道。舞台最初就建在大佛殿的殿门口，大殿正好可当作舞台的后台，舞台朝南，面向观众。院内搭有席棚，为观众提供遮阳避雨的场所。院内两侧，还有东西庑房各数间。民国时期，这些庑房曾作为稽查私盐的盐警队驻地。抗战前夕，盐警队调防至天津塘沽盐场，这些庑房便转而作为往来剧团的宿舍使用，为演员们提供了休息的场所。
同治版曲周县志记载东关外有石佛堂，没有“大佛殿”的记载。推测“大佛殿”可能为石佛堂的别称。
1955年曲周戏院归县政府管理后，加以扩建和修葺，戏院舞台由院子北头的座北朝南改到院子南头的座南朝北，由芦席罩顶改为油毡罩顶，后拆掉背靠大街的大殿改建成二层楼房，一楼为剧场北大门和宿办室，二楼为为剧团演员准备的集体宿舍，楼梯为木楼梯建在在西侧墙根处延伸到西院多远，楼梯下的一间房间为售票室，北墙设有两个售票小窗。
戏院北大门位于临街的一楼正中央，采用传统砖拱券式门洞设计，安装着两扇厚重的朱红色木门。东侧门扇上另开一扇单扇小门，供日常进出使用。门洞正对的戏场北墙上，写有着毛主席手书的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八个大字，红底黄字在灯光灯下格外醒目。大字两侧各设有两个入口，穿过门洞便是开阔的戏场空间。
或许是孩童时期的视角偏差，总觉着当年的戏场比现今的剧场宽敞许多。具体有多少排座位早已模糊，只记得那些被岁月打磨出温润包浆的长条木凳——由整块厚木板制成，凳腿是深深栽入地面的木桩。地面虽是夯得不甚平整的土地面，但经年累月被无数布鞋、胶鞋踩踏，竟把地面磨得锃亮，灯光照过处，还能看见星星点点的反光。记得木凳部分凳面上依稀可见褪色的红色油漆编号，但按号入座的规矩仅在特殊场次执行：比如七十年代后期上级倡导文艺下乡期间，省京剧团演出《五鼠闹东京》、康达夫、李如刚领衔的省曲艺团，以及单田芳先生说演《三侠五义》评书的专场，曾严格的对号售票。寻常剧团演出或放电影时，观众们须早早赶来入场抢占最好的位置。
从我记事起，对戏院工作人员印象最深的是姚院长、负责售票的田阿姨，以及看门的老两口和一位叫老孟的人。老孟是南铺人，据说孤身一人，住在戏院一楼最东边的房间里。后来他生了病，无法行走，最终在那里离世。看门的老两口住在戏院北门西侧的一间屋子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并非戏院的正式员工，而是县豫剧团退休后选择留在戏院的人员。他们只负责看大门，不参与检票工作，是后来偌大空旷的老戏院里唯一的住户。老太太名叫张青莲，曾是豫剧团里颇有名气的青衣演员。老先生也姓张，年轻时唱花脸，早年曾是私营河南万顺剧团的班主之一。后来该剧团到曲周演出时被留用改制为曲周县豫剧团后，他一直担任剧团的业务团长。据说县豫剧团后来知名的花脸演员李云高，便是他的徒弟。老两口都是河南人，听我哥哥说，他们有五个儿子，其中四个都在剧团工作。最小的儿子和我哥哥是同学，关系十分要好。他们为人和善，为了方便附近居民和过路行人使用戏院的厕所，总是在没有演出时打开戏院的小门，直到很晚才关上。
戏院曾是我和附近十几个小伙伴的乐园。那时，我们在戏院有戏或有电影的时候总争先恐后地想混进戏院，其实不全是为了看戏，更多是想进去玩——当然，遇到放映战斗片的电影时除外。戏院没戏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去，尤其喜欢在戏场内比赛迈长凳，或是在舞台上迷宫般的后台捉迷藏，总是玩得不亦乐乎。回家总得靠家长或哥哥姐姐们来找。
我自小嗅觉敏感，记得老戏院里总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味。长大后才知道，那气味主要源于长期高密度人群聚集产生的二氧化碳，以及人体代谢物混合而成的味道。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戏院顶部加装了吊扇，两侧门窗也因年久破损不能关闭。通风改善后，这种气味才有所缓解。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后来无论到哪里，都喜欢开着窗户。戏院的厕所在大院最南头，西侧是女厕所，东侧是男厕所。男厕所呈狭长夹道状，有两个出入口：东口朝向东院，西口朝北，通向西院。这条夹道也是东院与西院之间最南边的通道。由于厕所常年无人清理，常常臭气熏天，尤其是夏天，更是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当年捉迷藏时，经过那里总要捏着鼻子，一路小跑着通过。
戏院还设有西大门，西大门位于西院一排西屋中间，大门洞南北两侧的西屋均为剧团准备的集体宿舍。大门朝外位置恰好斜对着当时的城关派出所。西大门仅在演出临近散场前提前开启，平时总是紧闭。戏院内的戏场除北边设有两个观众进出通道外，东西两侧也各开有一道门：西门通向西院，方便观众如厕和散场离开；戏场东门则供演员们前往伙房用餐。东院建有一排东屋，包含伙房和剧院管理人员的宿办室，东院南头还建有一座单孤零零的老式门楼，门楼内装有向里开的双扇木门，木门常年用铁链锁着。我自小就没从见这个门开过，木门外已被积土已囤了多高估计也打不开了。据说，当初设计这道后门是为了方便剧团演员到南边的水边练功吊嗓子。当年，戏院南边的透堤渠在此处形成一片湖泊状的河湾，水中种有莲藕，岸边柳树成荫，俨然一派江南风光。
我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搬离了那里。当时，老戏院虽仍是曲周县的文化中心，但改革开放后，看戏的人慢慢地少，加上设施陈旧落后，来此演出的剧团也日渐稀少。1980年，曲周县政府在新建光明街新建了电影院，老戏院自此结束了放映电影的历史。为维持运营，老戏院后来将临街房屋改作商铺对外出租。1986年6月，县政府在光明街南段开始修建新曲周剧场，并于1988年2月3日正式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随后，老戏院被县政府划归曲周县税务局管理。税务局拆除了砖木结构的老戏院，在原址上改建成了南北两栋办公楼。前些年，税务局搬迁至县城南开街的新办公地点，老戏院的旧址便被售予了个人。
如今，曲周的老戏院早已被商店和幼儿园机构取代。但每次我路过那里，总会觉得耳边又响起了当年的锣鼓声，甚至还能听见《卖花姑娘》那凄美哀婉的曲调——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声音，像刻在了记忆里，怎么都抹不掉。